客人姓陈，是从南部来的，来的是替一间工厂押东西，东西一件一件押，押到他手掌心那一层茧比别处厚，厚到他数钞票都要舔一下手指。
工厂的人姓林，三十，是替那一间工厂来赎当的人，赎一次签一次，签到他习惯把笔放到柜台上，放到很准，准得他每次来也是那个角度。
店里是磨石地，地上一圈一圈的脚印，印被灯烤得发暗，暗到像撒了一把灰。
空气里是碘酒、旧布、和验金机吹出来的尘，味道混在一起，混到我每吸一口都觉得喉咙里贴了一层苦。
那一面是监视器的画面，画面那一格正对着柜台这一头，这一头那一格一格全对着我。
我第一次发现老板在等我弯腰，是我十九岁那年。
那年店里只剩我们四个，收拾我把最後一叠当票收到柜里，收到一半弯腰去捡地上那一支印章，弯腰时我的背心往上缩，缩到肩胛下面那一块露出来。
露到老板廖坐在柜台後，坐到他手里那一杆小秤停在半空，停到整杆秤掉到柜台上，掉到他自己没去捡。
他那年四十六，我十九。
後来我二十六，还在这一间店里开门、写票、替两个客人留最後一盏灯，留到我右手腕一弯就响，响得像有人在骨头里按验金机的钮。
那天夜里他把那一叠当票最下面那一格撕下来，撕得很慢，慢到我听见纸的纤维一路断，断到他把它压到自己掌心里。
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